论中共三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为了确定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策略，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于1923年6月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三大总结了“二七”惨案的经验教训，克服了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思想障碍，正式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同孙中山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策略方针，从而为实现国共两党的首次合作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本文对中共三大的历史意义作一论述。

一、中共三大是党探索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认识上的深化和总结
      国共两党首次建立合作关系，不是偶然的，它是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是共产国际实施其“东方战略”的必要途径。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需要在东方各国特别是在邻近的中国寻求合作的盟友。为此，共产国际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和世界形势的基本格局，把自己的活动范围由欧美地区进一步扩展到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确立其“东方战略”，认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支持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通过东西方革命运动的相互支持，结成强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以推进世界革命。其次是中国近代社会基本矛盾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封建军阀是最主要的敌人，是危机四伏、内忧外患的根源。国共两党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都需要寻求政治上的同盟者，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问题上是相一致的，于是形成了两党可以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的政治基础。
      共产国际对于国共建立合作关系，自始至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直接的指导与帮助，曾先后派马林、越飞等来中国，具体进行这项事宜。然而，中国共产党将列宁的理论和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付诸实现，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首先是对统战对象的选择，受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使节的影响，最初看重伪装进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广东军阀陈炯明，而后才转向了孙中山国民党。其次是党内对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从建党到中共三大前，较大的争论有3次：
      第一次：中共一大。党的一大最早提出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与会代表讨论党纲时，涉及到是否与其他党派合作问题，出现了争论，有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由于大多数人对中国社会状况和革命基本问题认识不清，所以没有作出专门决议，只是在《第一个决议》中表示：“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对现有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 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同孙中山会谈和在广东作实地考察后，建议中共领导人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而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但遭到中共领导人的拒绝。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申明6点理由，反对马林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这一切表明，党当时尚不具备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第二次：广州会议。1922年4月上旬，应邀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到达广州，他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多次会谈。孙中山充分表达了自己对苏俄的友好感情，表示愿意与苏俄建立联系。但当达林向孙中山提出“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党外联合”的建议时，却遭到孙的严词拒绝。鉴于此，在达林的建议下，在广州的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的领导干部于4月底召集会议，研究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达林提议中共在保持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下整个组织应加入国民党，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大多数人不反对“党外联合”，但反对加入国民党。会议虽未能通过协议，但预示着：“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开始转变了。” 大约半个多月之后，陈独秀5月23日在《广东群报》上发表《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态度》一文，率先提出了共产党愿在同一目的之下，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其他党派，“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提出邀请国民党等民主派及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反对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接着，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策略原则，标志着党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初步形成。不过，当时党内大多数人仍主张国共“党外联合”，反对两党的“党内合作”。
      第三次：西湖会议。1922年8月，共产国际作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要求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部组成自己的团体，同时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显然，中共二大通过的“党外联合”的决议，与共产国际“党内合作”的指示是不相符合的。为此，第二次使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再次向中共提出：共产党员“应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实现”。 当时，因中共二大刚开过不久，不可能很快地再开代表大会，所以根据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于8月底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起初，与会者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担心中共加入后会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共产党的独立性。但通过马林的耐心解释与说服工作，会议勉强同意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决定中共少数负责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这样，西湖会议由“党外联合”转变为“党内合作”，比党的二大前进了一步，成为中共政治主张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正如陈独秀所说：“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实际的，以后我们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 
      中共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下列因素起了主要作用：一是共产国际专门作出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又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工作，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尊重国际纪律，服从国际的决定；二是中共成立不久，势薄力单，又不能公开活动，经过斗争实践，策略思想有了一定的提高，改变了过去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做法，认识到只有借助国民党这面旗帜，才能实现民主革命的纲领，以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三是国民党向来以中国第一大党自居，孙中山自视为中国革命唯一领袖，他既需要中共的帮助，又反对与共产党“平起平坐”。在这种情况下，党作出必要的让步，将有利于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发展。否则，统一战线将是一句空话。实践证明，这是党在创建之初的一种正确选择，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对列宁殖民地革命理论和策略思想的具体运用。
      国共两党的联合，固然还取决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变化。孙中山自1911年辛亥革命失败后，先后发动和领导了讨袁战争和护法运动，虽然在人民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所有这些斗争都失败了。1922年8月，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退避上海，蒙受其有生以来最沉痛的打击。处于危难绝望之中的孙中山，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支持和真诚帮助。是时，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等在上海分别拜访孙中山，向他表示与国民党合作的愿意；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正确总结失败的教训，下决心寻求新的力量和途径，毅然选择了“以俄为师”的道路，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西湖会议之后，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加入了国民党，但“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在实际上，国际的提议未曾实行。” 所以说，西湖会议决定加入国民党，还只是抽象的理论。直到“二七”惨案的发生，才使中共对建立统一战线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认为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独立的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必要有各革命阶级的援助。” 而孙中山和国民党通过“二七”斗争，一方面同情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则看到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从“二七”失败以后，国共两党才加快了联合的步伐。
      以上可见，党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与探索，对孙中山国民党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同时对于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认识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中共三大以前，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解决，全党始终没有达到认识上的一致，所以在三大会议上，再次爆发激烈的争论，此乃合情合理之事。经过尖锐争论，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既是前期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的继续和深化，又是以代表大会的形式对这一探索的总结。

二、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同国民党合作的策略方针与组织形式，揭开了国共合作的序幕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1923年1月，共产国际专门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由于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和工人运动尚不强大，所以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共应当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支持国民党，但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也绝对不能隐蔽自己独立的旗帜。这个《决议》推动了国共合作的进程，并成为中共三大决定建立国共合作的指导方针。此时，中共党内已经没有人原则上反对加入国民党了，但有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比如，“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为国民党的发展，我们合作到何种程度？应在哪些问题上批评国民党” 等等。
      为了确定国共联合战线的策略方针，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国际派遣代表马林参加筹备并亲临大会指导。根据共产国际1923年1月的决议，大会着重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要争论问题有二：第一，关于全体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马林、陈独秀等提出既然共产国际已有指示，“我们就应该加入国民党”。认为中国目前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那些半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没有其它途径。” 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一切工作应该集中到国民党”。张国焘、蔡和森等反对陈独秀的意见，担心全体加入会丧失党的独立，会使党腐化。认为不能期望中国资产阶级起革命作用，“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这是取消C.P.存在的主张”。 第二，关于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等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的势力。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非常幼稚，党又不能公开，主张“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 张国焘等后来虽赞成加入国民党，但反对产业工人加入，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加入国民党就会削弱共产党，坚持党领导职工运动的独立性，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 蔡和森甚至梦想再建立一个“独立工人党”。
      经过两天激烈的争论，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有了统一的认识：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 大会表决时，以5票的微弱多数（21票赞成，16票反对），否决了张国焘等人的主张，使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获得通过。这样，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党内经过长时间争论，终于划上一个不算圆满的句号。
      如何看待三大的争论？党史学界早已摈弃其“路线斗争”或“机会主义”之说。争论的分歧表明，其焦点并不是反对或赞成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而是怎样实行联合战线，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和方式。正如陈独秀所说：“大家都确认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而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 也如魏金斯基所指出：“共产党人应怎样组织中国工人——是打出国民党这面国民革命运动的旗帜，还是直接由中国共产党去组织工人——这乃是党内争论问题的症结所在。” 而党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分歧，真实地反映着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不同认识，其中包括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党的基本任务、革命动力、统战对象、对国民党的认识、保持党的独立性等问题。而争论的两种倾向，归根到底，“都是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争取领导权”。 从双方的观点来看，各有其正确合理的一面，同时也各自带有其片面性，正如蔡和森在中共六大会上发言时说：“两种倾向都有错误都是很幼稚的，特别是我的左稚病”。 陈独秀等人的意见，有利于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实行，但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张国焘等人的主张，虽能保持党的独立性，但其主张是使党的策略建立在幻梦的基础上。相比之下，陈独秀等人的意见，符合国民革命的发展形势和中心任务，更具有可行性和切实性。
      笔者认为，争论中确实存在“左”的或右的倾向，其性质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探索中的不同观点，属于很正常的现象。再者，党员在党的会议上畅所欲言，发表不同的意见，展开激烈的争辨，最后形成决议，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同时也说明党在逐步成长之中。
      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如社会性质及阶级关系，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特别是党在国民革命中的责任，都作了比较明确的阐述。在《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强调应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是中共三大的主要功绩。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形式的确定，使党“已经找到了实际工作的正确道路”。 
      但是，中共三大也有理论上的明显不足，主要是对国民党的力量估计过高，把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主体；而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则估计过低，应处于辅助和从属地位。认为革命领导权应属于资产阶级，“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从建党到中共三大，党在探索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过程中，从反对合作到同意合作，从主张“党外联合”到接受“党内合作”，充分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的进一步结合的成果，反映着党的策略思想的不断深化和提高。这种理论上、策略上的提升，为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大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上和策略上的准备，揭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
中共三大以后，党中央由广州迁回上海。党采取一系列实际步骤帮助国民党改组，推动国共合作的建立。其一，发表《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强调“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其二，根据三大的决议，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强大推动力。其三，孙中山采纳了陈独秀和马林为其制定的改组国民党计划，提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主要目标，是使国民党的工作面向人民群众，主要注意力放在宣传工作上，把国民革命运动真正建立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其四，党通过《向导》周报等刊物，对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一些错误主张和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提出善意的批评和规劝。这些批评对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五，经过半年时间，国民党改组工作顺利完成，最后促成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三、中共三大确定国民革命为党的中心工作，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第一次转变，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
      所谓国民革命，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几个阶级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提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国民革命，并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致力于国民革命运动，这是中共三大的另一个功绩。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和《宣言》里，不仅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且对国民革命运动作了详尽的阐明，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认为“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而参加国民革命的意义在于：“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为此，号召一切革命分子，“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
      因为建党初期，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状况和革命性质，缺乏正确的全面的认识，提不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纲领和路线，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企图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想取得革命成功。这既背离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原则，又不符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实际。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党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经过斗争实践，到中共二大时，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开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转向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和策略。认识到：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对象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目标不是社会主义而首先是民主主义；对现有的资产阶级政党不能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应联合各革命派共同对敌。这表明党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开始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进一步结合起来。陈独秀在中共三大闭幕词中指出：“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还没有纲领，甚至设有规章，党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悬在半空，到第二次大会时就脚踏实地了，有了规章，找到了与中国实际的联系并定了党要走的道路。” 
      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中共二大时，党的工作仍以反封建军阀的工农民主革命为重心，并没有真正转移到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轨道上来。二大只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原则，没有制定出切合实际的现阶段斗争的目标和策略。虽说中共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工作的，但由于认识不足和宣传不力，“反对军阀”已成为全国普遍的呼声，而“反抗帝国主义”的声音则微乎其微。所以陈独秀在三大会议上说：“打倒军阀的口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的响应，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很大的影响。”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中共从1923年1月起，开始放弃使用“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口号，改称“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两者之区别在于：前者只提反对封建军阀，坚持国共“党外联合”；后者则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实行国共“党内合作”。这表明党已经开始实行由以反对资本家阶级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向以反帝反封建为核心的国民革命运动转变，而且成为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中共三大以后，开始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和拥护国民革命的宣传，并且意识到必须联合各党派各阶级进行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国民革命，才能战胜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取得最后胜利。
      中共三大确定把国民革命为党的中心工作，使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于是完成了党成立以来把自身建设和工人运动为主要职任到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为宗旨的战略策略的转变，实现了工作重心的第一次转变。从此以中共三大为分水岭，党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即从创建时期转变为大革命时期。所以党史上“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分期界定，是以中共三大为主要标志。
      国共联合战线的建立，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掀起了大革命的新高潮。在组织上，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各级党部，党员由20万发展到30万，恢复了国民党以往的革命精神；共产党的队伍在3年内增长60倍，党员由400余人猛增到5.7万余人。在军事上，创办黄埔军校和建立国民革命军，取得了统一广东革命战争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在工农运动上，出现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以及以两湖为中心的工农革命运动高潮。实践表明，中共三大确立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及其“党内合作”形式是正确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中共三大加入国民党的决策，就没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就没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也就不会出现国共两党“双赢”的局面。